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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:2021年6月13日(周日)16:30-18:00
地点:上海银星皇冠假日酒店金爵厅
主持:杨乐乐 | 电影制片人
嘉宾:丹尼斯·塔诺维奇 | 波黑导演,编剧
主持人:各位来宾朋友,大家下午好。欢迎莅临第24届赌博app电影学堂,我是主持人杨乐乐。今天大师班的主角是波黑导演丹尼斯·塔诺维奇。丹尼斯他现在人就在波黑的首都萨拉热窝,现在的(当地)时间应该是早上的十点半。丹尼斯,感谢您抽出宝贵时间与大家交流,能否先请您带我们回顾历史,分享一下在上世纪90年代初波黑战争即将爆发时您身在何处,以及当时的感受?您是如何开始拍摄关于军队的影片的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当年前南斯拉夫由6个共和国组成,但其中有几个共和国决定离开前南斯拉夫。战争首先是在斯洛文尼亚,还有克罗地亚爆发。在我们波黑,一开始我们不觉得会有战争。没想到(1992年)4月6日那天,萨拉热窝的轰炸就开始了。当时我跑到萨拉热窝的一个警察局,问我能够志愿来做些什么?可那时萨拉热窝没有军队,其实并没什么东西可以做。我很快意识到,没有人在拍摄当下发生了什么。而我本来在萨拉热窝的电影学院学习,因此很自然地,我就拿起了摄影机。
主持人:当时你是如何获得拍摄设备的呢?因为那时不像现在,拿起智能手机就能拍摄。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那时候手里能够拿到什么设备,我们就用什么设备。至于胶片,都是朋友们自己手头有的一些胶片,我们就拿来用,结果很快用完了。当时这些活动都是没有组织的,就是我们一群年轻人,到处奔走记录。后来波黑的军队组建起来,我们就跟着他们拍摄。我们也终于成为一个拍摄小组,在战场上过了几年。
主持人:当您正式成为一名摄影师,正式地参与到军队的行动中时,您日常的一天是怎样度过的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其实并没有什么人把我们当成是军队里面正式的摄影师。我们只是一群拿着摄像机的小孩,居然这么疯狂,愿意跑上战场拍片。在那样的情况下,也称不上我一天有什么惯例的举动。如果这一天战事很紧张,全天都在打仗,那么我们就全天拍摄;如果这天战场上比较平静,那我们就去城里,拍城里发生的其他事件,或者到医院里面,或者去拍普通人的生活。
主持人:拍摄过程中遇到过危险吗?或者说,当时你们距离前线有多远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如果各位来过萨拉热窝的话,就会了解到这个城市四周环山。因此就算是平民在萨拉热窝生活也很危险,因为他们可以从山上朝你射击。这样的危险生活我们过了四年。也就是说,这四年里我们每天的日常就是求生存,活下来。
主持人:您在萨拉热窝和之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学习电影制作的经历,与您现场拍摄的实践经验相比,您认为哪个更重要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觉得这两种经验对我来说都非常重要。通过学习理论,可以学习电影先辈们的经验。在电影学院的时候,你可以从大师身上学习,而且还有很多很棒的教授。另一方面,现场实践去拍片也是非常重要的。有那么两年的时间,我持续拿着摄像机在外奔走,拍各种各样的点点滴滴,和一个小摄制组一起工作。通过这么长时间的实践,我也熟悉了各种摄像机的操作,让我对自己的艺术表达有了更好的理解,对于怎么样制作艺术品有了更好的一些实践,这些都为我积累了宝贵的经验。因此,我觉得理论和实践都一样重要。
主持人:下面我们来谈谈您的导演首作、您的第一部电影《赌博app》。整个故事在您的心里面酝酿了多久,故事的缘起是如何的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到底酝酿了多久,我不能说出一个确切的时间。当年我经历了战争,所以我想第一部片拍一个战争片吧。不过如果拍战争片搞得不好,预算就很大。我没有这么多钱,所以我开始想办法用比较低的成本拍出一个真实的战争来,忠实地再现我对战争的感受。我在头脑里面酝酿这个片子有一年多的时间。等到胸有成竹的时候开始写,大概7天左右就把第一稿写出来了,事后又做了一些修改。也就是说,在我头脑里酝酿的时间比我真正动笔写要长得多。
主持人:很多大师级导演的第一部电影往往都是预算很少或者没有预算。但是看过《赌博app》的观众都会发现,这仍是一部看上去相当有规模的电影,是一部跨国制作影片。您当时是如何获得拍摄资金的?您是如何说服投资人或制片人,又是如何促成这个项目的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觉得很多的人,尤其是年轻人往往把这个答案想的很复杂,其实在我看来很简单。如果你有一个好故事,迟早它会变成电影,因为人人都在盼望能够找到一个好故事。如果你去问演员,他们很想在一个好故事里出演;如果你们问一个制片人,他们很想制作一个好片子;如果你去问导演,他们很想拿到一个好剧本;人人都在想怎样找到一个好剧本。
至于我的《赌博app》是怎样拍成的,这个故事其实很有意思。首先我找了一个著名的制片人,跟他介绍了我这个想法。他说,好,不过我未来4-5年都排满了。我就把剧本打印出来,打印了3份,找了3家制片公司,把这个剧本留在制片公司里面。结果当我走出其中一家10分钟以后,之前的制片人就打电话给我,问我这个剧本讲的是什么?我说因为你说你很忙,我就把剧本留给其他制片人,看是否有人感兴趣。他说,你为什么不来找我谈谈?你应该来比稿,给我们讲讲你的概念。我说我是写剧本的,我不会比稿,你们感兴趣的话就把剧本都读一遍吧。三天以后,他们打电话来,然后我们就拍成了。
主持人:在拍摄一部这样的战争片时,导演您是如何准备的?我知道它预算经费有限,并没有那么多的动作场面,但这仍然堪称一部大制作电影。您对片场拍摄要求的严格程度和灵活性方面有怎样的标准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们说起来拍摄的天数是36天,然而其中有9天连续下雨,所以真正的拍摄天数只有27天。拍摄过程并不是非常容易,但我觉得我在拍摄前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。我对这个剧本了如指掌,怎么样分镜、我的艺术构思已经非常成熟,所以在拍摄现场我一般都是跟着我自己的构思走。当然我也会允许现场自发地一些表演的出现。我不太跟演员们说戏,我让演员们看了剧本以后自己来想该怎么样表演,有时候就会有一些很好的效果。如果我喜欢他们的效果,那么我在剪辑的时候就保留。如果他们的表演不能让我满意的话,我就要求他们改。总之这(电影)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合作的项目。大家要知道拍一个电影其实是50个人,200个人,300个人团队合作的成果。每个人之所以在现场,是有他存在的合理理由的。因此你如果允许他们贡献的话,他们能给你很多。我把电影的摄制过程看成是我和其他人共生的过程。
主持人:您总会在您的电影中加入幽默的元素。这是您在剧本中预先写好的,还是在片场即兴得来的?你认为您平时是一个幽默的人吗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认为幽默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很喜欢幽默,我自己在个人生活中也经常大笑。至于我电影里面的幽默部分,有的是剧本里面事先写好的,也有些是现场走运,我们的演员有一些神来之笔。拍电影的过程中,我和我的团队经常欢笑,我们是一个非常快乐的团队。当我作为一个编剧或者作为一个剪辑师的时候,我可能是一个人独自工作。作为一个导演时,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良好的、快乐的情绪带到拍摄现场。在我情绪渲染下,我的团队们给我的会比我付出的更多。其实一个星期前我刚刚有一个新的电影杀青,就是在萨拉热窝拍的。这个电影里面也有一些喜剧的因素,其中有一些喜剧因素就来自演员的贡献。我觉得这是演员带给导演、带给电影的礼物,是无可比拟的。
主持人:如果我们只讨论战争类型的影片,有没有某一个电影人或者某几部电影作品对你有很大的影响?以您的标准,哪些算得上是好的战争片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从小赌博app在前南斯拉夫这个国家,这里有非常强大的战争片拍摄的传统。有一个电影我们爱看,在中国也很受欢迎,就是《赌博app》。此外,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,我们还接触到了很多俄罗斯的电影,比如《赌博app》。然后还有《赌博app》这样的电影我也看的。的确,我从小到大都看战争片。
我觉得一个好的战争电影必须要传递一个和平的信息。我们经历过战争的人都知道,在一个战争里面人人都可以成为英雄,不一定是一个士兵,就算是一个平民,也有可能成为一个英雄。比如说一位妈妈每天步行5公里,去为家里人取水,因为她想让自己家里的人喝上干净的水,所以她冒着生命危险每天都出去,妈妈也是英雄。有战争就会有人去世,家庭会分崩离析;所以对我来说,一个好的战争电影其实就是一部反战片。
主持人:《赌博app》在中国仍然很受欢迎,而且我完全同意您的观点,一部好的战争片其实就是一部反战片。现在我想问一些关于现实主义的问题。您的另一部电影《赌博app》是一部剧情片,但却是完全以纪实风格来拍摄的,并由一位素人演员主演。您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艺术选择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在我看来,一个故事,就是电影里的内容,绝对不是孤立的。我们应该用不同的视角观察这个内容,然后找到最好的讲故事的角度。如果你看过很多我的电影,你会意识到我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风格。为什么呢?我觉得每个电影讲的故事都不一样,所以最适合讲这个故事的风格也不应该一样。关于刚才主持人提到的《赌博app》这个电影,为什么我没有拍成纪录片呢?因为我不想拍纪录片。我觉得相比剧情片,纪录片的影响力不够强大。那么为什么会用素人演员呢?因为我在采访他们的时候,他们讲起各自故事时非常自然。我们那时候一个剧组人很少,只有7个人,摄影器材也并不是非常先进,是用佳能5D Mark II这样的器材在拍。我们的预算也很少,只有一万七千欧元,这一万七千欧元大部分花在拍电影的村庄的村民身上。我们自己几个人住在几公里远的小旅馆里面,就省钱了。这样一来有一个好处,我们拍到的村民们,(村民)在他们自己村庄里的正常生活,慢慢地他们就演得自然起来。如果你要以一般的方式去拍的话,那拖车要去、巴士要去、警察要拦警戒线,整个拍摄过程将会大不一样。我认为这是小成本拍摄的好处:你可以进行各种尝试。我总觉得我们一定要去尝试;犯错也很重要,因为只有犯过了错误才能够学习到新的东西。如果我们不尝试,不敢犯错误,那我们就会陷入舒适区。我们个人作为一个艺术家,我们的艺术表达就没有什么进步。所以,我一直建议年轻人——现在人人都拥有的这台手机,比我当年在战场上拍摄时用到的器材要强大几千倍——为什么你们不拿着它,走出去、拍起来呢?
主持人:您对于在片场制度或者大型电视台网络中工作如何看?您后来执导了一些预算相对较高的电影和电视剧,能否给我们分享一下这段经历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一直喜欢跟一个小的剧组一起合作。我喜欢知道剧组里面所有人的名字,我们的动作可以比较迅速。然而如果你要拍一个大制作、大预算的片子的话,步调就会慢很多。在小剧组里面,只要有摄影机就可以开拍了。大片就不行,好比你要把摄像机换一个机位,你也不能自己一拍板大家就换了。你要跟副导演去商量,你要跟摄影指导商量,要跟制片人商量,然后他们要分别做出改动,这样一来花很长的时间。所以我还是宁可在小剧组里面工作,就算他们给了我比较大的预算,我也希望保持精简的风格。其实除了钱多钱少,我拍片的准备工作还都是一样的,我整个拍摄过程、理念也都是一样的。
主持人:能否同我们分享一下您在国外制作电影的经历?您的大多数作品都有来自不同国家的投资。我也一直想问,您更倾向于将您的电影归类为民族电影还是国际电影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有一些我拍摄的电影是为比较少数的观众拍摄的,但是这样的电影片数比较少。我喜欢我的电影能够走出国门、到世界各地去播放,受到世界各地人民的喜欢。有的观众在别的国家看了我的电影以后,会给我写反馈。我得到过来自巴西、中国、日本、南非等国观众给我的反馈,告诉我看了我的电影之后,他们有多感动。我觉得一个好的故事就是一个好的故事,它本身就是美的,它可以跨越文化差异得到传播。这也可以称之是一种“异中有同”。我昨天刚看到一个新闻报道说,科学家们花了20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人类DNA99.9%的测序,也就是说我们人体里面有99.9%的DNA是一样的,但是剩下的0.1%的差别使得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,甚至同一家的兄弟姐妹也都不一样。电影也是和这个DNA一样,大部分是共性,很少的是差异。
主持人:当您开始着手一个新电影、新项目时,您是首先想出一个情节设置或概念,还是会先有一个想要通过故事表达的声明或主题?如果以您的电影《赌博app》为例。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就像生活和艺术中的所有事情一样,讲故事也好,导演也好,还是写剧本也好,并没有一种固定的方式。我的故事概念从哪里来呢?来自不同的方式。有时候在酒吧里听见别人聊天听来了一个灵感,有时候读新闻觉得也可以拍成一个电影。有时候就像天外来客,突然到我脑子里来,然后我就有灵感了。如果我掌握这套机制,能让这个天外来客多多到我脑子里来就好了。
讲到《赌博app》,一开始他们是委托我去拍一个纪录片,关于一部戏剧作品的纪录片。我跟着那个剧组拍了几个月,但我觉得没有拍出我认为有趣的东西。三个月以后,制片人打电话来问我,我说实在拍不出来。制片人问我说,那么不拍纪录片你有什么想法呢?我回答,我能不能拍一个剧情长片?那个舞台剧本来讲一个人要到萨拉热窝演讲,住在一个宾馆里面准备他的演讲稿。改成电影长片之后,一方面,我们会拍他在他酒店客房里面准备他的演讲稿;另一方面,我们会拍这个正在准备演讲稿的人,其实完全没有意识到他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。
我的制片人听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,于是我们就开拍了。你会看到这个准备演讲稿的人,电影里面时时会穿插他演讲稿中的几句话,会重复。警察也由于一些误会,一直在监视他、跟踪他。我们以此为基础创造了一个有趣的场景,这个电影就这么拍起来了。
主持人:近年来,您还执导了一些更为商业、更为类型片的作品,其中一些不再关于战争。我很好奇,您会对什么样的项目感兴趣?这些项目吸引你的共同点是什么?您有一部片子叫《赌博app》,是一个非常类型化的惊悚片。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很简单,对我来说,重点始终是故事本身。这是我永远最感兴趣的。您刚才提到的《赌博app》,这部电影的故事有点好玩。这个电影一开始指定的并不是我,是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长期合作的摄影师。当时制片公司都已经开始准备了,但因为史蒂文决定要拍一部电影(,所以这个项目不得不换导演)。而我正在和那家制片公司准备另一部电影,筹拍过程还要8-9个月的时间。制片公司就很惊慌无措地来找我,说我能不能拍。我听说过这个故事,但是我从来没准备过要拍。不过当时制片公司的人太有说服力了,最后说服了我,我说好吧我来拍。老实说,我觉得那个剧本还可以再改进。但是他们很急,叫我快点拍。我想算了算了,反正就是拍。所以这个不是我主动要拍的一个电影,是他们花钱叫我拍的电影,我就是尽我所能。而我本来要筹拍的电影却没拍成,由于新冠疫情爆发,一切工作都停止了。我自己也转向了另一个项目,我甚至不确定还会不会去拍那部电影。所以人生就是这么的有趣,有的时候一个电影我一心想拍,结果拍了好多年才能拍成。我有一个电影叫《赌博app》,花了7年的时间才最终拍成。可是像这个电影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,掉到我腿上了,我捡起来就行了。
主持人:如果年轻的创作者希望去讨论一些比较严肃的话题,在他平时的训练当中可以做哪些准备?从导演您自己的经历去借鉴的话。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这样的建议我不能给,年轻人要自己去想明白。如果你真想拍严肃话题的话,在调研方面一定要有所付出。我觉得比起其他艺术的门类,(电影)对于社会改变的这个力量可能会更大。如果我们找到了一个好的理念,拍出一个好的电影,我们可以给这个社会带来很大的影响。我觉得每一个电影人都有这样的责任,那就是讲好故事,用故事来改变这个世界。虽然也许世界不会因为我们的电影而改变,但是有的人能够对这个社会少少的有所推动。
主持人:您对目前流媒体平台和影院观影之间的纷争怎么看呢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觉得每一个工具都是好工具,只要它们得到了恰当的运用。我很喜欢去电影院看电影,不但看电影,也喜欢去看那里的人,喜欢和其它人一起看电影的感觉。在我看来,电影院就像一种近乎神圣的空间。然而咱们说老实话,有多少人会真的跑到电影院去看《赌博app》呢?所以我很高兴有流媒体平台这样的选择,让很多人在家里就可以看到很多好电影。我觉得流媒体平台给我们创造了很多机会,否则我们没有办法去找到一些真正想看的电影。这在二三十年前我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,根本是做不到的。我觉得网络很好,你们可以上网看到我的电影。而且我们国家很小,只有300万人口。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小地方的电影人来说,而且我拍的电影还不是英语的,有了网络,有了流媒体的平台,我才能接触到更广大的观众。
主持人:我的最后一个问题:由于疫情,您的职业生活或者您的日常生活受到了什么影响?您对疫情于全球电影产业和全球观众产生的影响有什么预测?
丹尼斯·塔诺维奇:我个人来说,在疫情的影响下,有两个电影项目大概是拍不成了。我认识的很多制片人朋友们都失业了。但我还是出门拍了两个短片。我觉得出门拍片的经验有点像当年做战地的摄影记者一样,因为出门时周围也有一群看不见的敌人。现在,情况有所好转。我们要继续观望未来会怎样,谁也不能准确的预测。我认为从我们的祖先学会生活开始,学会写书开始,讲故事的传统从来没有停止过,它会一直和我们在一起。我只希望我们能够保持社交,这点很重要。我说的社交不是通过社交媒体来社交,而是人和人真正的面对面交流的社交。今天这个大师班很好,但是我觉得如果我能够亲身到上海来跟各位见面,那能好上一万倍。我还可以同时看看上海的美丽城市的景色,吃这里的美食,闻它好闻的味道,跟很多的人交流,跟很多的人学习。我认为这才是最重要的。